1984年4月,深圳特区俯瞰(摄影:袁芩/FOTOE)

【编前语】38年来,深圳经济发展滚滚向前、洪流不息。最宝贵的经验之一,就是不断改革和创新,百姓因此受益。现在的深圳,繁华、创新、包容、年轻……这些浮现在你脑海里的“词汇”,背后蕴含着哪些敢闯敢试的故事?深圳人血管里流淌的创新DNA有怎样的生命张力?深圳新闻网推出“见圳”专栏,用小切口和小角度,去发现并揭秘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,挖掘时间的精彩沉淀,共同见证深圳大发展的精彩。

“创新只有第一、没有第二。要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,构建‘基础研究+技术攻关+成果产业化+科技金融’全过程创新生态链,依法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,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。”—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

“我们的客户在这里,我们供应链的伙伴也在这里。整个产业就像一个温泉,我们自然愿意享受它带来的温暖和矿物质。所以我们选择扎根在这样一个地方。”——米唐科技创始人宋少鹏

“我记得那个年代,一货难求,很多采购员都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来华强北找半导体器件,很多人购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着我的手说,‘谢谢你,小伙子!为我们解决了问题。’”——深圳市金城微零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桂丰

亲历者讲述深圳变化

下为如今的深圳市福田CBD(摄影:刘庆康)

深圳一直是走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,深圳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经济蓬勃向上和未来的趋势。”7月27日,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在深圳开启了他称之为“学习未来”的旅程。这是时隔25年后,大岛理森对深圳的第二次访问。他用了“挑战、创新、勇气”来描述今天他眼中的深圳。他坦言,此次中国之行除了北京之外特别选择了西安和深圳,访问西安是为了学习历史,而造访深圳则是学习未来。

8月26日,是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八周年纪念日。38年前,深圳科技资源几乎为零,没有一所大学,没有一家科研院所;38年后的今天,深圳在4G及5G技术、超材料、基因测序、石墨烯太赫兹芯片、柔性显示、新能源汽车、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处于世界前列,诞生了腾讯、华为、大疆等世界级的科技明星企业。

这个惊人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?答案是不断地创新:布局的大胆前瞻,制度的不断变革,技术的紧跟乃至超越。 

从“三来一补”到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

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曾把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比喻为“一个‘爬锅底’的过程”:从“三来一补”的加工贸易时期,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,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。正是在“改革不停顿、开放不止步”的浪潮下,深圳大胆地试,大胆地闯,为全国深化改革提供了许多可复制推广的好经验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深圳没有技术、没有设备、没有资金,发展掣肘。但凭着当时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,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,深圳打开了机会的大门。

第一批北上办厂的港商冯志根回忆,当时香港人工(工资)比较贵,每人每天要100元,尽管如此,3000元的月薪也很难找到人。这让很多港厂很为难——接了单,没人做怎么办?因此很多港厂在找出路。

1985年,广东深圳,外来打工妹的宿舍。(摄影:朱宪民/FOTOE)

这造成了深圳早期“三来一补”企业的繁荣。1987年,深圳出口贸易已经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出口总额序列排第三位,1992年则跃居第一。“三来一补”为深圳早期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腾飞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但很快,“三来一补”企业的高能耗、高污染等后果显现出来,产业转型势在必行。1993年底,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,深圳出台决议,停止登记注册新的“三来一补”企业。特区内已办的“三来一补”加工业,属于污染环境的,坚决迁走。

1995年7月,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,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,实施“科技兴市”战略,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,明确了信息产业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。

正是得益于这提前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,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,同时也开始了产业的第一次升级。

上世纪90年代,正逢日本、美国、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向外转移,而深圳的产业升级规划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布局,正好与此不谋而合,这也成就了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代。

1985年,电子工业部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电子集团,1988年改名为赛格电子集团,并在华强北的赛格工业大厦,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——赛格电子配套市场。由于填补了市场空白,内地和香港的厂商闻风而至,规模急速膨胀。在最繁荣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,这里汇集了700多家商场,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,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,一度被视为中国电子行业的“风向标”和“晴雨表”,华强北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。

2004年4月,深圳市华强北路的赛格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(摄影:刘朔/FOTOE)

那个年代,三尺柜台走出百万富翁、甚至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,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摩肩接踵,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。

朱桂丰就是其中的一个。1998年,刚大学毕业的他带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在这座城市落下脚。用他的话说,在踏上这片热土的那一刻,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在他眼里就像一个漩涡,“如果能跟得上漩涡的节奏甚至超越它,我就可能是漩涡上的弄潮儿,如若不然就会成为漩涡中被淘汰的一份子。”

伴着这份紧迫感,他一头扎进了熟悉的学科——半导体行业,在当时人山人海的华强北三尺柜台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那时的他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前来采购元器件的工程师,“我记得那个年代,一货难求,很多采购员都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来华强北找半导体器件,很多人购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着我的手说,‘谢谢你,小伙子!为我们解决了问题。’”朱桂丰就在这里,开出了自己的一单单生意,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客户。如今,他开设了自己的企业,创办了自有品牌,立足澄海、中山、深圳三地发展,产品远销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国。

和朱桂丰一样,见证了华强北“三尺柜台”奇迹的还有合科泰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志坚。入行初期,合科泰主要以贴牌销售为主。但这样的销售方式,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,比如产品交货时间难以保证,产品质量无法保障。直到2010年,这一模式被打破,当时公司领导层决定自主生产元器件,公司从贴牌脱胎而出成功转型,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。

如今的华强北。图源:华强电子世界

回忆公司的一路成长,沈志坚表示,“如果没有华强北电子一条街,相信我们国家的封装技术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的提升。”在谈及华强北与电子元器件企业的关系,沈志坚用了“唇齿相依”这个词。“那个年代,正是华强北提供了一个大平台,很多元器件企业才有可能迅速成长,很多颇具规模的元器件企业都得益于华强北这片土地的滋养。而华强北在全国,乃至全世界都能名声大噪,也离不开这些有为的企业。”

1984年,深圳布吉镇压宝声电视机厂,显像管生产线。(摄影:潘其华/FOTOE)

提早十年搭上全球IT产业链的快车

“你无法想象,当年每天有十万辆货柜车轰隆隆地通过深圳市区拉到香港,而整个城市的运作却几乎不受影响”,著名学者金心异难掩激动,“上世纪九十年代,台湾的电子产业也开始向大陆分拨,就是利用了香港已经建立起来的珠三角东岸商业网络,包括原材料、销售网络、全球技术联系,也包括完善的物流体系。”

在金心异看来,深圳很“幸运”地提早十几年就跟全球电子产业体“挂上了钩”,成为了全国最早接触全球十万亿美元级产业的城市。放眼全球,电子制造业发展要寻找成本洼地,中国很幸运地迎来了改革开放,迅速跟全球的电子产业建立了联系。而对于深圳更加幸运的是,“经济特区”的大环境使得深圳获得了发展先机。

1995年5月,深圳街头的索泰(SOTEC)笔记本巨幅广告。(摄影:石宝琇 /FOTOE)

21世纪初,深圳再次迎来了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。

彼时对于GDP和高科技选择的讨论不绝于耳。深圳给出了坚决的答案: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。不追求短期GDP,继续加码科技创新。自此,深圳从轻工制造业正式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轨道。

产业迎来再次升级,对于像宋少鹏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技术人才而言,深圳是个“有梦可期”的地方。宋少鹏2002年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,毕业的时候,UT斯达康、以色列Zoran、微软都向他递出过橄榄枝,他选择了专业更对口的Zoran。

Zoran中国公司的Base正是在华强北一带,他见证深圳电子行业的若干次爆发,从DVD、MP3、手机、智能手机到平板,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早期产品。而他本人,在经历了多行业领先的大公司后,终于完成了自主创业的“一跃”,方向是AI语音交互。

因为工作原因,宋少鹏常年在深圳、美国硅谷、欧洲、以色列和日韩等地来回跑,也“跑”出来不少心得。他发现,无论是地理、人文、政治经济环境,深圳和硅谷都有着DNA级别的相似。

然而,深圳也有着独特的DNA——完整的产业链。“改革开放在过去40年中,所积累的整个电子产业相关的研发、生产和制造的产业链,这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这也正是宋少鹏选择留在深圳的理由,“我们的客户在这里,我们供应链的伙伴也在这里。整个产业就像一个温泉,我们自然愿意享受它带来的温暖和矿物质。所以我们选择扎根在这样一个地方。”  

6个“90%”的深圳模式

1998年,马化腾、张志东、陈一丹、许晨晔和曾李青五个20多岁的青年,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创业园的一栋坐北朝南的老房子里,开始了他们创业生涯。这是一间借来的办公室,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。公司注册名为腾讯,主要业务是网络通讯。

创始人之一的张志东回忆说,有一天,他跟马化腾在办公室里畅想腾讯的未来,他们做了“一个三年规划”——三年后,腾讯的员工将达到18人。

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20年后,这家公司竟然成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。2017年,腾讯的收入达到惊人的2377.6亿元。在资诚(PwC)会计师事务所6月29日发布的《2018全球市值百大企业排名》分析报告中,腾讯跻身全球最大市值企业前10名,名列第5。

1985年,深圳的深南大道仍然是一条狭窄的柏油路,路上车辆稀少。如今腾讯等知名科技企业总部都在这条路周围。(摄影:安哥 /FOTOE)

“中国创新看深圳,深圳创新聚南山”。作为深圳科技创新的重镇,南山区目前有接近3000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。

“每一个10年,每一波产业浪潮,南山都有代表性的创新企业出现。”南山区区长王强曾自豪地对媒体说,家电时代的康佳,手机时代的科健,智能时代的华为、中兴、酷派,互联网时代的腾讯等知名企业,都选择在南山发展。近年来,则是大疆创新、优必选、柔宇、光启等一大批先进制造业企业。

在深圳,创新发展不止于一个产业领域的创新,而是从单一创新上升到集成创新,从部门创新上升到系统创新,从产业创新上升到全面创新。

2006年,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滔带着在RoboCon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获奖的飞控系统研究,在深圳一间不足20平米的仓库开始了“飞控系统商业化”的创业历程。

仅仅只用了11年的时间,2017年,这间名叫大疆的公司就完成了销售额从0到180亿元的征途,成为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%市场份额的独角兽。

图为720°视野看深圳福田中心区。科技的进步,让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去看深圳。

在金心异看来,国内创新科技无非两种模式:北派模式、南派模式。“北派模式的典型就是北京的中关村模式,以政府主导,推动大学、科研院所跟产业作对接;南派模式就是深圳模式,更强调市场的作用。”

而深圳的数据,证实了他的这一论断。在深圳,有6个90%之说:90%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,90%的研发人员在企业,90%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,90%的专利产生于企业,90%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,90%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。企业和市场,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。

谋划更远的未来

无论是在制度创新的突破中,抑或是在产业转型的规划中,政府无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纵观改革开放40年时间,每一次重要的产业转型升级深圳都找到了定位、踩准了节拍,这离不开决策层的居安思危和高屋建瓴。

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潮流和趋势,深圳在谋划更远的未来。

创新只有第一、没有第二。王伟中表示,要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,构建“基础研究+技术攻关+成果产业化+科技金融”全过程创新生态链,依法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,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。

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,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。2017年,为了加大基础研究布局,深圳将“十大行动计划”写进政府工作报告: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;设立十大基础研究机构;组建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;实施十大重大科技产业专项;打造十大海外创新中心;建设十大制造业创新中心;规划建设十大未来产业集聚区;搭建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;打造十大“双创”示范基地;推进十大人才工程。

人生四十不惑,而马上迎来“不惑之年”的深圳,才刚刚进入风华正茂的时期。

深圳新闻网8月26日讯(记者刘梦婷潘润华刘庆康实习生卓越陆宇)